特稿 |“工业党”意识，一种被忽视的人文精神

《东方学刊》2019夏季刊专题 | “工业党”的文化自觉

今天推送本专题第二篇文章，第一篇见：

“工业党”意识，一种被忽视的人文精神

作者：余亮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今天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工业”这个词很难与“人文”联系在一起。前者和沉重、强力、机械、污染等印象关联，后者则指向诗意、优雅、情感、文化底蕴等等，二者相去甚远。然而流行于中国互联网上的“工业党”一词却裹挟着“情怀党”一词一起出现，在与后者的对比中定义自己，从而以文化问题的面貌呈现。

“工业党”这个词在社会主义历史中曾经出现过，比如1920年代苏联政府以“工业党”指称一些工程师专家群体，以破坏工业化名义逮捕他们(1)。1960年代苏联赫鲁晓夫时期成立工业部门联合党委，以“工业党”来指涉他们(2)。二者都是被动的命名。今天的“工业党”概念则是自我赋名，身份意识强烈。与苏联没有直接关联，但与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历史的隐秘联系不绝如缕。马丁·威纳（Martin Wiener）在《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一书中没有使用“工业党”一词，却明确书写了富有工业精神的英国资产阶级如何被乡绅贵族文化所俘获和压制，因此此书被中国敏锐的论者视作“绅士驯服工业党”的故事(3)。

当西方世界持续陷入去工业化困境，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历史命题仍然在曲折中前行，并不断叩问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工业党”是其中的一个回响。若问工业党群体是如何产生的，原因很多，笔者观察到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一部分富有家国情怀的理工知识人对近十年来由人文知识分子掌控的舆论领域之不满。他们认为对方在事关国家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上缺乏科技常识，从而产生亲自表达的愿望。主要通过互联网迈进原本隔膜的宣传领域，凭借专业知识，采取通俗的表达方式，开展“拨乱反正”的舆论和知识行动。

2011年甬温线动车事故是“工业党”话语突入主流舆论领域的一次重大契机。当时，动车事故引发舆论界对高铁建设山呼海啸般的批判。主流“意见领袖”们在各类媒体上猛烈批判高铁“大跃进”，批判国有企业体制，呼喊“等一等你的灵魂”(4)，而初创的观察者网逆流而上，不仅制作大量正面高铁新闻，还邀请寒竹、江南、梅新育、马平（任冲昊笔名）等一批具备战略思维的作者从技术、战略等角度讨论并支持高铁发展，内容细化到诸如专用客运轨道与客货共用轨道的区别，公路安全指数与铁路安全指数的差距，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改变等等，纵横捭阖，深入浅出，为扭转舆论做出贡献，开创了别样的话语阵地。

此后观察者网也持续吸引理工专业出身的作者投稿。几乎同一时间，被称作“工业党”作品的《大目标》(5)一书出版，“工业党”概念广泛浮现于互联网舆论场。此后，在诸多事关科技、工业的重大话题上，包括中美贸易战引发的舆论冲击中，工业党都发挥了支撑主流舆论的作用。

工业党直面当今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从“做成事”而不是“慰情怀”的角度思考问题。其言论的与众不同吸引了大批读者。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马前卒（任冲昊笔名）成为问答网站“知乎”点赞前三的大V；化学物理专业出身的袁岚峰以其雄辩且富于数据的文章为中国科技发展鼓呼，经过观察者网编辑发表获得广泛影响(6)；专注宏观政策研究的贾晋京以其工业分析能力成就中国智库界一派特色；计算机专业出身的陈经在十多年前对当下中国经济的诸多成功预测被重新关注(7)；制造业工程师出身的宁南山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中纵论中西产业，不断斩获“10万+ ”阅读量；陈平、路风、文一等强调工业创新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以其雄辩在网络平台引发热烈关注；一群“工业党”网民集体创作的穿越小说《临高启明》持续描述重建现代工业体系的过程，在网络小说领域取得一定影响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幻小说家刘慈欣也被看作具有“工业党”思想……

究竟什么是“工业党”？开拓性著作《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一文给出的描述性定义是：

“总体上信奉工业化至上的理念及与之配套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以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线索重新组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叙事，具有明确的民族主义意识，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网络粉丝社群和亚文化。广义的‘工业党’还可以指代历史上带有‘技术专家治国’和工业主义色彩的思潮，也可以指代各国支持和实践工业化的技术工程人员、政党和政治力量。”(8)

这个定义从民族志研究角度出发，描述表面上的思想光谱特征，但是以“工业化”定义“工业党”，有循环定义的缺陷，同时强化了“工业党”给人的理工刻板印象。本文认为，认识“工业党”的关键在于理解“工业党”意识是什么。“工业党”意识深深植根于现代人复杂纠葛的精神矛盾之中，是世界观，是方法论，也是精神症候，如同幽灵，游弋于形形色色的“工业党”论述之中，等待提炼。思考“工业党”意识，有益于反思今天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政治问题。

一、工业文化的主体性自觉

中国不缺工业化问题讨论，但“工业党”这个概念具备强烈的“主体性”气息，事关“做什么样的新人”这个重大文化政治问题。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几乎任何学科讨论都会涉及相关的人格讨论，如西方经济学强调所谓“经济理性人”，法学强调“法律人”，更不用说“文学是人学”成为文学专业的流行观念。它们通过塑造主体人格来张扬各自的旗帜。理工学科原有“科学人”的概念，然而有关工业的讨论往往和人格无关。在诸多工业化相关研究里，工业只是一串串数字和报告，没有生气和人格精神。

在2017年1月工信部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出现了几个事关人格的说法：“弘扬工匠精神”“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加强产业工人的职业精神培育”。

“企业家精神”兴起于市场经济时代，但其描述对象限于企业上层，关注点偏向财富和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强调无产阶级当家做主，塑造了工人主人翁意识，偏向底层，但在改革开放后相对弱化。在今天被传媒舆论更多提起的是工匠精神，偏向于中产阶级期待（例如2016年关于日本马桶盖的舆论，体现出中国中产阶级对精致消费品的需求，并将这种需求的满足寄托于工匠精神(9)）。需要注意的是，官方文件进一步提出了“大国工匠”概念，其大国意识与中产的工匠需求拉开了距离。

“工业党”介于企业家和工人（工匠）之间。现实中的“工业党”分子多属社会中间阶层(10)，相比“中产”，用“基层骨干”描述他们的层级更合适。“工业党”意识作为新时代“基层骨干”的奋进意识，一边填补企业家精神的不足，一边婉转回应着工人当家做主遇挫的历史。它固然从工业文化里汲取养料，但是超越工业文化层面，渗透到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涉及人生观、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

作为被“工业党”定义的对立面，很少有人会自称“情怀党”，但有很多自我指涉的近义词广泛流通，比如“小清新”“小而美”“小确幸”（微小而确定的幸福）等等，甚至可以包括整个1980年代流行的“诗人”概念。“工业党/情怀党”这对看似戏谑的网络亚文化概念背后，蕴含人类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描述历史，隐隐展现两条相辅相成的人文脉络。我们很容易在各个领域观察到近似的对立范畴，如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文学领域的“叙事传统/抒情传统”，甚至可以上溯到中国秦汉时期开始的儒法斗争。

当代“工业党”和“情怀党”的矛盾可以通过一个戏剧性的新闻来体现：一位上海白领厌倦了都市索然无味的生活，要去寻找桃花源隐居，“什么现代设施都不要，只要有水有电有网线”(11)。类似新闻很多，然而水电网背后就是整个工业体系，很难被彻底掩盖，却被剔除出情怀的象征体系。“工业党”意识作为中产意识的一面，要和另一面——小资意识争夺话语权，并把自身上升为一种情怀（例如马平撰文称“工业是天底下最浪漫的事”(12)），让被遮蔽的价值体现出来，把被颠倒的再颠倒回去。

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建筑学的比喻来描述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就是耳熟能详的“上层建筑 / 经济基础”比喻。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但往往是意识形态式的虚假反映，用以维护和掩盖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工业党”思维方法的最重要特质在于，它具有一种拆解上层与地基之间隔断的能力，从上层透视技术基础，把融于实践而并不彰显的技术知识和经验内化为思维“修养”，成为主体性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当代“工业党”的主体性正是在他们眼中的对手“情怀党”的蹙逼下产生的。

二、现代情怀的扩张

虽然“情怀党”被“工业党”作为贬义词，但“情怀”并非像物理学概念“以太”一样可以被验证为虚假事物然后一笔勾销，而是构成“现代”的基本成分。把“情怀”这个词讲清楚并报以理解非常重要。部分“工业党”人士认为，醉心于怀旧、乡愁的“情怀”文化来自农业生产方式（王小东、马前卒、严鹏），有其道理，却忽视了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复杂运作的结果，内在于现代生活，远非“农业社会情怀”可以归纳。

现代性一般被认为发端自西方，现代情怀亦如此。“情怀”这个中文词汇没有合适的英文对应词汇，同时包含了feeling和ideal的意味，是情感、理想、执念和一种自我审美态度的交织，泛指一种想象层面的自我主张和提升，一种超越现实维度的“心灵”取向。最重要的意涵在于对某一对象包含着一份不舍的责任，如家国情怀、阶级情怀等表述所体现的那样。情怀是构造“新人”的重要元素，其所指经历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后冷战时代的变迁。限于篇幅，梳理这个变迁将由另文完成，本文仅简要言之如下——

工业化被看作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13)，无法离开现代思想文化和情感的土壤。在西方世界，启蒙主义时代产生了对于客观知识和个人情感的推崇态度和新的认识方法。启蒙把人而不是神放在世界的中心，在认识论上反对从先验真理出发进行演绎的神学思维逻辑， 倡导还原手段，从基本现象、事实着手，在这个基础上归纳和提炼“真理”(14)，这也为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准备了方法。

个人既然要摆脱宗教和封建秩序，就需要以“自我”为凭借站立于世。这引发两个方向的“自我” 建设，一个是韦伯、吉登斯等所谓的“理性化”，强调计算、精确、效率等等，一个是查尔斯·泰勒所谓的发掘深度内在的自我观念，凭借独白、反思等形式来创造内心世界。深度的个人内心——换一个词——现代情怀，由此产生。从卢梭的《忏悔录》到亚米契斯的《情感教育》，从德国浪漫主义到“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15)，文化领域的革命性作品无不可理解成一种情怀身份的建构。理性化与情感化，恰对应着工业意识与情怀。

霍布斯鲍姆认为近代西方世界发生了政治与经济的双元革命。那么在个人领域，也发生了知识和情感的双元精神革命。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权力）”，是“启蒙”的典型观念。同样，情感也是力量。二者互相生成，构造现代人精神主体，让他们带着知识和情怀去开拓世界。在一些研究者笔下，这种构造被直接称作“工业启蒙”(16)，例如韦伯从新教伦理角度想象了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个人工作精神，是为讨论工业启蒙的典型。

然而构建新情怀不止是资产阶级新人的任务。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扩张带来剧烈的社会变革、剥削压迫、殖民冲突等问题。受到冲击的不同势力和阶层，从旧贵族到工人平民都发起反抗，文化与情感排斥最为直接。旧势力需要披上新的晚礼服，受害者等待新的救世启示，由此诞生出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面向的反制思想，并形成各自的“情怀模式”，彼此复杂纠缠。

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里划分了两种现代性，一种是资产阶级现代性， 与理性、科学、效率、精确、功利关联，另一种是美学现代性，以浪漫派为代表，以批判资产阶级现代性为宗旨，与主观、绵延的自我、颓废、反叛、无政府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等观念密不可分(17)。第一种现代性来源于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当中显然包含了工业需要的人格品质；第二种现代性直指当代小布尔乔亚情怀。二者看似你死我活，却互相激发。马丁·威纳同样指出，这是“中产阶级两副面孔间的文化竞争”(18)。

西方现代性随着殖民扩张一波一波向外扩散、冲击。工业与情怀之张力，在西方世界内部有其限度，在后发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则获得了新的维度。在中国，我们可以把从秉承格物致知理念的洋务运动到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人改造都看作是呼应双元革命的不同环节。

社会主义实践遭遇的挫折及其自我改革（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新的情感后果。套用列宁的观点，“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小资情怀。支撑现代社会的工业基础，在现代文化世界里则普遍被看作压抑性的存在。当代中国“工业党”意识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的浸染，依然具有革命意识特征，超越了一般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市场理性，因此有被保守的日常生活和消费主义文化排挤出去的危险。在应然层面，具备工业思维本应是现代人的基本素养要求，但在实然层面，工业思维则总是遭到现代情怀的拒斥，在多数人身上处于非自觉状态。需要认识到，“工业党”意识正是在全球去工业化趋势和西方主流自由主义话语衰败的背景下兴起的。

三、“工业党”意识对主流人文精神的挑战

思考当代中国“工业党”意识，不能忽视中国独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

第一，回溯历史，不难发现即便在重视道德教化胜于格物致知的儒家内部，也有经世主义对道德主义的斗争。当代“工业党”对实践性的强调，内涵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法路线之中。群众路线，实践理性，过去以阶级政治名义出现，包含着避免知识分子脱离工农群众和生产实践的诉求。“上山下乡”和“学农学工学兵”固然在操作上出现巨大错误，但是在今天，知识分子与一线结合仍然有坚实的必要性。“工业党”话语以潜在的方式接续了社会主义知识改造的诉求。

第二，中国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工程师。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第一份《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截至2013年，我国普通高校工科毕业生数达到2876668人，本科工科在校生数达到4953334人，总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19)。 在英国，与乡绅理想辩论的人多属学者或者统治阶层内部人士，而中国的“工业党”活跃分子往往来自社会基层和中层。

另外，随着中国崛起，中美关系出现对抗，维护中国自身道路独立性的呼声渐高，“工业党”思潮逐渐从现代化理论思潮当中独立出来。同时，因为产品和技术思维随着中国制造的崛起和互联网创业热潮而广为传播，“工业党”意识就具有更广泛的发展基础，与主流情怀的冲突也不断产生。以下重点从这种冲突中，梳理出“工业党”意识对主流人文意识的几大挑战，同时借此认识其自身的若干特征。

1.挑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隔意识

“工业党”受到来自传统右翼（自由主义）和左翼两边的批评。右翼认为“工业党”意识是国家主义的变种，只重视集体、组织，忽视个人。这只是源于自由主义者恐惧意识的习惯性误解。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左翼的批评：“工业党”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在《读书》杂志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吴子枫认为：“唯科学技术论、唯生产力决定论——这是工业党的观点。”(20)在另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周展安认为：“所谓‘工业党’的社会实践，强调富国强兵，做实业，这是一个从北宋启动到明清时候发展的实学思潮的当代表现，到了晚清因为民族国家的崛起表现为金铁主义，表现有很多，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比较值得警惕的。”(21)

这里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工业党”是不是不讲生产关系，而在于批判者在认识论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机械切割，以及由此产生的万能式批评。语词的截然分离，让人忘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词本是作为生产方式的两面，在现实中互相结合，丝丝入扣。技术与组织、产权等密不可分。

这个割裂更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政治与技术的紧张关系的一个回响。回溯新中国1949年到1979年的政治经济实践，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警惕技术的中立化，强调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工业化和阶级政治辩证地交织在一起，才有了诸如工人当家做主，“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等积极尝试。然而社会主义实践困难重重，“文革”是对困难的激进反应，最终以“政治挂帅还是经济挂帅”这种极端冲突方式呈现，反而割裂了技术与政治的有机关系。

技术在社会主义文化政治里扮演了一个暧昧的角色。十七年文学对技术的角色有积极探索。例如在经典小说《创业史》中，技术员在乡村改造过程中扮演了国家意志的角色(22)。在小说《百炼成钢》中，技术探索成为工人自力更生的主人翁精神的体现。到了“文革”时期，主流文学往往把技术人员设置为反动的“白专道路”代表。纵观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场域，技术可以是正面的国家意志或主人翁精神，可以是反面的白专道路，但技术不是技术本身。技术的“去政治化”是错误的，但笔者认为，对技术的“去技术化”理解同样是一种误区。我们需要理解，技术是人类对政治、经济、治理实践中的智慧手段和权力运作的凝练，相比当代左翼关注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问题，“政治的去技术化”同样是严重问题。在“文革” 后期，以邓小平“治理整顿”为代表的专业主义道路最终胜出“抓革命促生产”道路，其中的经验教训尚未得到左翼的真正汲取。

今天，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与政治的认识论，进一步呈现为围绕发展主义展开的批判。

21世纪初，香港曾发生左翼文化研究学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辩论。言必称哈耶克的香港新自由主义者暴露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左翼则以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许宝强为代表。他出版了《资本主义不是什么》一书，从第三世界寻找另类发展经验，比如称赞印度一些地方低GDP发展的幸福经验(23)。

当代左翼常被指责为只破不立，只能批判而不能给出方案，《资本主义不是什么》想要打破这个困境，尝试提出新方案，然而这个“方案”并不能回应印度的现实。低GDP发展背后是印度的政治经济社会落后、人均寿命低下。一位左翼学者曾写下游记称赞印度的和谐，“不只牛，猴子、狗、各种鸟……动物们都自由自在地在城市里生活着，看上去倒是与人类和谐共处，相安无事”，并批评莫迪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在改变这一切(24)。“工业党”代表人物毛克疾则用数据显示印度的狂犬病致死率世界第一，动物和谐只是表象(25)。印度人追求发展的诉求日益强烈。在互联网上，印度的 GDP 增速被热议。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马凯硕预测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26)。中国高新企业纷纷去印度开拓市场。中兴前印度高管汪涛从产业和市场开拓者的角度细述印度方方面面，获得大量点击(27)。左翼批判理论回避了GDP以及国际竞争这个坚硬内核，从而使其叙述感召力远不如“工业党”话语。

学者潘毅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工人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曾亲自走进工厂流水线打工，积极参与实践，提出了“宿舍劳动体制”概念。然而这种实践体验被学院“生产关系”视野包裹， 聚焦于压迫性体制和工人的困苦，从中寻找反抗空隙，较少关注产业特点和工业目标达成。问题是，当代学院左翼在遇到工人问题时总是做出千篇一律的言说模式：“一边是国家权力，一边是全球资本，工人和左翼处在二者夹击中。”不能讨论诸如大国芯片竞争， 富士康与全球半导体产业变迁的关系及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命运和机遇。“工业党”的讨论则会细化到诸如国产芯片在多少纳米工艺上遇到难题，芯片工艺对人的素质要求是什么等等(28)。 张慧瑜批评今天的“工业党”叙事里看不见工人(29)，这是个切中要害的批评，但反过来，左翼的工人叙事里也看不到工业。

批判“发展主义”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学科的一个基本诉求，“对于改善人的生活状况而言，除现代化和工业化之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的可能？”(30)这个诉求在实际运作中再次被小资情怀征用，变成不要污染，不要冲突，甚至不要一切发展，只要一种轻松幸福生活的态度。今天在西方，建基于左翼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观念因为脱离现实而遭到广泛诟病， 正如“ 白左”一词的遭遇所呈现的(31)。我们需要认识到，部分学院左翼同样过于追求完美的思想和说法，以至于很难认同任何现存事物的合理性，从而形成了另一种僵化的政治正确。

批判理论具有精密思辨的优势，但也需要有“工业党”式肯定性论述来充实心脏。工业化如何与社会主义结合，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论题，如果缺少对生产力和技术知识的理解，不理解如何做成事情，只陷入抽象的生产关系批判，就难以有效讨论。从地下的水电管线到天上的飞船火箭，基层“工业党”往往从事过一线生产、研发工作，至少在生产力上更了解事实，拥有学院人士缺乏的实践体解。“工业党”网民集体创作的网络小说《临高启明》，很多章节堪称各种现代生产行业的重建手册。在观察者网，即使是一个越狱新闻，“工业党”网民也能在跟帖里仔细谈论监狱构造和治理技术(32)。实践理性本是从马克思主义到邓小平理论所强调的要害。只有对实践以及实践知识的感知才能将被语词分开的事物重新结合起来，从而夯实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治与技术的理解。这是“工业党”对已经规制化的社会科学的一个挑战。

2.挑战文理工区隔与通识教育局限

“工业党”与“情怀党”的区隔可以在现代学科领域划分中找到映射。当代人文与理工学科高度分化，这被认为是知识爆炸以及学科自觉意识发展带来的后果，但其中也包含了隐蔽的文化政治斗争因素。如前所述，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兴起的英国文学，实质是贵族阶级为了和资产阶级暴发户争夺影响力而发明的工具。一种试图凌驾于事务科学之上的人文学科由此呼之欲出。早有学者如英国人阿什比注意到“‘学者—绅士’与‘实干家’之间的文化冲突”(33)，“一些文人学者坚持认为科学家和工程师需要‘文化的同化’与‘人性化’。他们推进旨在挑战和解构科学与技术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爱丁堡学派）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主义，等等。”(34)

当代“工业党”显著地跨越了文理工知识分子疆界，频繁闯进公共问题讨论，以实际行动反对人文学科对实务学科的凌驾。由此带给人文学术和教育机制的一个挑战就是：要求理工人士“人文化”的同时，是否更应该要求人文人士“理工化”？换言之，“理工”知识是否应该被纳入“大人文”范畴？

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呼喊和实践了很多年。无论是官方倡导的“素质教育”，还是部分学者提倡的“通识教育”，宗旨都在于克服工具理性，改变人文教育建制僵化，避免单纯专业教育，培养健全人格，追求全面发展。

199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文件中， 对“全面发展”的表述非常突出。全面发展的一个含义是文理兼备。流行的通识教育已经践行学生选课时文理互通，看似是一种进步，但是在“工业党”思维观照下，一些误区也呈现出来。

第一个误区是注意到“文理”兼备 ，却没有意识到“理工”兼备和“文理工”平衡。

技术（工科）与科学（理科）不同，是一种不断进化的技艺。复杂性科学专家和技术思想家布莱恩·阿瑟认为，技术和科学有交叉，但很多时候平行发展，遵循不同的逻辑。技术具有生物进化的特性——多种实践摸索并行，大部分失败，成功者也无法一劳永逸，必须持续适应新情况，不断积累，直到下一次进化，周而复始(35)。欧阳莹之在《工程学：无尽的前沿》一书中这样区分工科与理科——与实验室科学家不同，工程师要面对现实约束去解决问题，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切身性。瓦特等改变世界的工程师均非科班出身，而是在劳动实践中创造出了成果。

工业、技术知识因为其强烈的实践性而区别于人文学科知识，尤其是一些已经意识形态化的学科，可以从文字到文字，从概念到概念。诸如文科的“理性人”“自我”“自由”之类概念表现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态（虽然常常是虚浮的），便于流通。美国政府展开对中国“千人计划” 中的理工科学者的约束(36)，严格防范技术知识的流通。但是对人文学术领域的国际交流很少控制，任人拿去各种西方概念、理论而毫不担心。这可以看作是两种知识性质差别的一个注脚。

缺少实践磨练的全面发展只是一个美好幻想。而今天的通识教育往往是让理工科学生学一点人文知识，让文科的学生学一点科学知识，忽视了工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当今人文学科普遍地被一种不自觉的区隔所束缚——一些知识被认为是理工知识，不进入人文视野。

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工程学知识看作人文知识，把技术文化看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西方人文主义时代的大师把工程学看作人文能力的一部分，代表者如达·芬奇。“工程技术作为一种创造性和科学性的活动，它通过改造自然以服务于大众的需求和愿望，具有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维度。”(37)与自然科学的纯然主客二元划分不同，工程学需要为人服务，总是把人的主体性放在考虑之中，工程学也就天然带有人文属性。

工科实践里包含了细微的人文情感结构。例如芯片开发制造行业对人的素质要求极高。试摘录网上一段谈芯片产业的话：

“最重要的是一次投片的费用最少也要数十万元，先进工艺高达一千万到几千万。如此高的试错和时间成本对一次成功率的要求极高，不得不把流程拖长，反复验证，需要多个工种密切配合，团队中一个人出错，3个月后回来的芯片可能就是一块儿石头。修改一轮，又3个月出去了。与试错成本高并存的是排错难度大……一颗手指甲盖大小的芯片，里面有上亿个晶体管，而最终能在电路板上测量到的信号线却只有十几根到几百根。如何根据这少得可怜的信息，推理出哪个晶体管设计错误，难度不言而喻。试错周期长需要逻辑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排错难度大需要一套科学的实验方法。而这两方面恰恰是国内教育的软肋。过分重视知识的记忆，而忽略逻辑和方法。”(38)

这样的芯片知识并非纯客体知识，而是体现出了对人的要求。我们需要反思，工程师人格难道不应该被重视人格培育的通识教育、文化研究教育纳入视野？技术进化永远处于“摇摇欲坠”状态，也正因此需要不断努力，以免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这样的观念难道不应该被纳入世界观和认识论教育？人文专业擅长讨论人的主体性，往往落脚于日常生活，为什么不能纳入工业生产的维度？文科博士每到春节年关醉心于抒发乡愁，为什么不能讨论高铁等现代交通对人文的影响？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质疑，素质教育难道就是琴棋书画和情商教育，而科技素养只是一个理工科教育问题？我们需要维护一个现代常识：科技素养才是最重要的现代“人文”素质。

技术知识及其实践知识被排除出人文专业教育，只从属于理工学科，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错误。人文不是指一套固定的知识和逻辑，而是一个让不同认识论和方法论博弈的场域。必须要建立一种人文与技术合一的通识教育，倡导对实践知识和技能的尊重以及对人文的广阔理解。正如《工程学：无尽的前沿》以其科普姿态展示出的，文科人士理解基本的理工科知识方法并没有门槛，关键在于是否愿意。想要把对技术的理解转化为技术文化来传播流通， 需要难度较大的中介工作，这应该是人文学者与理工学者共同担当的任务。

第二个误区是流行的通识教育理念对“功利”的片面排斥。

李曼丽、汪永铨《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是通识教育研究领域的一篇代表性文献， 在知网上被大量引用（截至2019年3月被引用493次），李曼丽的代表著作《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被引用623次（根据百度学术查询）。其中关于通识教育的定义被广为引用——“简言之：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39)在此，“非功利”被看作通识教育的属性，引用者往往做进一步的割裂，用功利/非功利、做事/做人等对立范畴来描述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区别。流行语“培养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可谓这种时尚的典型。

功利不是一个坏词，对功利的追求才导致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区别的是只为个人的功利还是社会的功利，正如马克思强调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应该统一。一概排斥功利的心态是一种虚伪意识。

对非功利的偏执幻想可能是东亚“勤劳革命”的一个副作用。人们用“地狱模式”来形容东亚人生活工作的刻苦。对非功利的向往，可能正是为了平衡辛苦工作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以便依靠幻想来疏解身心压力。然而这在意识形态上造成了扭曲，使得人们不能正确体验生产与劳动。长期来看，会如同英国乡绅文化那样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在当下，其对教育改革的有害影响已经出现，比如传统理工强省上海、浙江高考考生弃考物理现象严重(40)。1980年代，民间流行的学科信念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今天泛滥民间的是各种滥竽充数的国学班、语文班。今天的素质教育观念往往把一种观赏价值当作培养目标，热衷于提倡琴棋书画吹拉弹唱， 甚至有教育主管者亦热衷于一味提倡音乐书法教育和减负，从娃娃就开始割裂做人和做事的关系。

欧阳莹之指出，工程师在西方长期被所谓人文“贵族”歧视。她驳斥文化“贵族”加诸工程师头上的“功利”“粗暴”“不近人情”等标签，更是对后现代主义解构文化提出批评，对重文轻理倾向表达了警惕(41)。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倾向有其生产关系基础。今日出现的重文轻理趋势背后，是制造业与金融业的生产关系博弈。在西方国家，金融业与制造业失去协调关系，精英热衷于通过金融霸权和伎俩从全世界赚快钱。这种趋势在中国也有苗头，制造业已然被很多人视作低端。人们推崇创新，却经常把创新看作可以脱离制造业基础而存在。事关制造的知识被看作灰暗的知识，不符合人文学科的“优雅”品位。这种意识反过来导致资源错配，加重文理区隔，制造业被排挤。

综合以上两大误区可以看到，对功利的一概排斥，与对理工教育有意无意的削弱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似乎人文素质教育是非功利化的、高雅的，理工教育则是功利化的、世俗的。功利与否不应该是判断人文精神的标准，这不止是教育问题，而是涉及到根本的现代人生活观问题——

3.挑战有情与有用的伦理观区隔

一位文学教授在其颇有影响的文学史代表作中区分了“有情”与“事功”。“事功”不难理解，而“有情”在其笔下指一种与政治史诗叙事相对，忠于个人内心的抒情传统，是一种被政治事功压抑的现代性。“历史喧哗之后，一切灰飞烟灭，但或有一二‘有情’声音能够萦绕不去，成为一个时代最后的启示？”(42)作者固然暴露出历史虚无主义，但“有情”与“有用”的关系确实始终缠绕着现代人。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感情作为人类的特征之一，当然是无需置疑的存在。需要被批判反思的，是雷蒙·威廉斯意义上的“情感结构”。“有情” 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要求。这其中既有古代天人合一、感时伤物传统的原因，也有现代政治的原因，例如改革开放前人们对高压政治不满，从而欢迎以人道主义面目出现的“有情”。但今天的“有情”主要源于一种与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方式联系的幸福至上主义。对绿色、环保、动保、和平、福利、自我、心灵、快乐教育、休闲生活等等的流行诉求都归属于此。一度刷屏的央视记者街头采访问题“你幸福吗？”可以被看作一种道德律令般的要求。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有用，却在意识形态里避免有用。事功几乎被等同于利益和投机。但恰恰是不灭的事功让“有情”有了物质基础。只是人们往往忘记脚下的基础，漂浮于情怀的楼阁中。

“工业党”要把被颠倒的世界颠倒回来。任冲昊（马平）在《工业化时代何谓江南小镇？以苏州为例》一文中提供了一个“颠倒”范例。所谓杏花春雨江南，在一般人文观念中往往和古典、诗意关联。然而建筑系出身的作者通过历史对照和数据说明，苏州的江南美景正是新中国基建带来的结果。过去的苏州没有下水管网工程，没有像样的市政管理，杂乱无章，臭水遍地， 一个现代人若真的置身其中会难以忍受(43)。所以除了气候、地形等自然禀赋，工业基建才是江南“有情”的来源，只是深埋地下，被上层建筑所掩盖。

流行读物中关于西藏雪域高原的幻想是另一个典型。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学者强舸问道： “当你感慨磕长头的虔诚灵魂时，可曾想过他们身下的公路是谁修的？”他指出频繁的藏传佛教朝圣行为实际是改革开放后发明出的事物，因为过去贫瘠的道路和物质条件根本无法支撑这种朝圣行动，是新中国艰苦卓绝的修路运动带来了这个现象(44)。现代化支撑了情怀，但这个情怀又反噬现代化自身。

对“工业党”的指责不乏“无情”之辞，比如“如果说小清新是过分强调人的价值，那么工业党无疑是在过分忽视了人的价值”。甚至升级到手脚和灵魂的区别——“工业党是一个国家的躯干和双手，但是别忘了，情怀党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和大脑。如果说工业党是干活的，情怀党就是想事情的。”(45)

这样的评价，错误不只在于认为“工业党”意识不关乎个人幸福，也不只在于强行区分劳力者与劳心者这种腐朽意识，而在于意识不到“工业党”思维背后有一种危机意识。它提醒人们，不要在对幸福的浪漫憧憬中忘记生死存亡的危机仍然可能来临。幸福值得追求，但不能忘记艰辛的意义，不能忘记“承担责任”是一种需要通过实践磨练而非高谈阔论来习得的能力。这种危机意识甚至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意识也产生了差距，后者向往一个终将出现的幸福乌托邦，所有人可以“上午打猎，下午钓鱼，晚饭后从事批判”。

科幻小说《三体》难得创造了可以表达“工业党”情怀的文学隐喻。“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人类有了一种幻觉，以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46)只有在这个幻觉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把主要想象力都用在对日常幸福的斤斤计较上，而忘记了生存基础并非一劳永逸永远存在， 人类会永远面对挑战。

陈颀在评论《三体》的文章中认为：“末人们傲慢地自以为‘我们已发现幸福’，殊不知维持他们的普世道德感和爱心的是彻头彻尾的自私，以及对人类生存的真正责任的逃避。”(47)末人，便是把日常幸福当作人生核心和终极目标的人。

当代人的幸福主义是一种与“历史终结论”匹配的观念，隐藏着一种默认，即可以建立不再有根本冲突和根本挑战的生活状态。即便有战争（局部）、灾祸也都只是事故而已。所以他们只思考“永久避开冲突”的终极方案，不再思考“永久准备应对冲突”的方案。前者幻想一个幸福共同体，后者才意味着“命运共同体”。

两种观念的区别，对应着两种事关经济和政治本质的不同理解。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存在一种均衡的经济制度，可以让生产和繁荣永久自动地运作下去。这种观念自然会要求一个程序正义型政府，或者说自由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政府。而“白左”要求的是在分配领域执行福利手段来维持“小确幸”生活，由此自然要求一个政治正确型政府，或者说福利国家。部分左翼虽然强调政治经济学，强调常态化的斗争，但其乌托邦理想中隐藏着希望永久消除痛苦的诉求，忽视生存哲学和发展哲学不可割裂。“工业党”为生存而发展，更接近“落后就要挨打”的近现代史警钟。

工业党倾向的政治经济学家强调颠覆式创新的重要性，因而重视演化经济学与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陈平从混沌物理学中汲取方法，强调经济复杂性胜于经济稳定性(48)，面对大变局， 呼吁能打仗的“将才”来领导经济变革和贸易博弈。孙涤在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时提出，工于算计的理性人并不能带来创新，带来创新的是企业家非理性的“动物精神”(49)。“工业党”意识就包含着一种生死拼搏的动物精神，鲜明区别于日常幸福主义中的“宠物意识”。从马克斯·韦伯到马丁·威纳，贯穿着一个经济学的理念，即文化，包括价值观和意志力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影响。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主观能动性也暗合着这个理念。

大众传播领域的“工业党”更是用一种极端的提问方式，表达出他们心目中的政治经济问题本质——通信专业的学者方承志在其网络长文《技术大停滞》(50)中，用关于复活节岛的悲剧故事来说明，局限于小岛的社会制度、文化再发达，只要无法冲出小岛，最终只能毁灭。袁岚峰在接受“观视频工作室”采访时被问到对2049年的期望，回答是“希望中国能引领世界科学发展，尤其是引领人类移民太空”(51)。刘慈欣则说：“不管地球达到了怎样的繁荣，那些没有太空航行的未来都是暗淡的。”(52)不存在终极的幸福，只有无尽的突破任务。“工业党”的情怀就在于：面对永恒的生存危机挑战，敢于不断斗争下去的伟大气魄。

这些朴素话语隐含了一种挑战流行政治学的政府观念。究竟什么是好的政府？流行的说法有“民有、民治、民享”“法治”“最大责任政府，最小权力政府”等等。“工业党”主张的是一个目的论的有为政府，其目标超越地球层面。这是一个国际主义或全球化主义也没有的太空维度，看似科幻，却以“降维打击”的形式给耽于地表的人带来启示，是一种“高维度的现实主义”。

把视线从太空转向地球环境，两种观念的分野导致了两种看待紧迫问题的思路。例如在环保问题上，一种是市民阶层的反工业化态度，表现在对化工项目的无差别抗议活动。这种态度往往也以产业升级的面目出现，表现为各地匆忙上马各种华而不实的文化产业园区，以取代传统产业园区。另一种是“工业党”的思路，主张用进一步工业化和科技发展来克服工业化带来的问题。

“工业党”的现实主义态度往往被反对者批评为缺少理想。但我们不妨做一个类比。丘吉尔认为“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就是一种现实主义。张维为认为“最不坏”的评价标准不应该专属“西方民主”，还可以用在很多领域，中国发展模式就是当今世界最不坏的发展模式(53)。同样，“工业党”发展观不追求矫饰的美丽，可以称作“最不坏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路线常常被归结为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的意义在“工业党” 意识里获得了映照，如同工程学的一般方法：确定目标，围绕目标寻找现实手段，而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左或者右的教条。

文化多元主义是今天中产阶级“有情”的一大内涵。《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一文提醒“工业党”不要忽视多元主义合理性。这也是对“工业党” 的一个常见批评，但也许弄错了方向。流行于西方的文化多元主义包含合理诉求，在今天已然变成幸福主义生态圈里的一支。恰恰是“工业党”思维能够提醒多元主义忽视了什么关键问题从而导致失败。“工业党”思维拥有主线，多元主义忽视主线。

旧工业时代伴生等级森严的科层制，因而“工业党”会被误认为偏好一种等级结构而忽视多元。然而科技和经济模式的发展已经革新了层级观念。新经济结构是一种网状多元结构，但又有层级，相关论述很多，这里不做赘述(54)。新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党”思维已经超越科层等级思维，成为一种有层级和因势利导的多元思维，是对自然进化论中的多元竞争观念的提升——在多元竞争的基础上，必须把握趋势找到合适的更高层级，而不是任其各自自生自灭。

“情怀党”的多元则是一种并置，一种互不相干的消极多元，正如欧美世界如今成为种族大拼盘，各个族裔各行其是却无法融合，冲突不断，其结果也是一种“单元”——绝对的妥协和“爱”，消灭了人类的决断能力，导致生死攸关时刻的失败。这是自由主义多元文化的内在矛盾。

当中国处于内外交困的1917年，青年毛泽东撰文希望中国人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话在和平繁荣时期同样具有意义。若要文明长存，必须要有一点“野蛮”能力，否则就会耽于幸福，死于安乐。有情与有用的关系，庶几类同于文明与野蛮的关系。

四、一个总结：何为“工业党”意识

行文至此，我尝试给“工业党”意识做一个提炼式的总结，尽管这未必是当下“工业党” 群体的普遍意识：其核心是对于经济基础和政治社会治理当中的技术和实践过程加以自觉认知，并提升为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文化构造，凝练为永恒奋斗的意识。

“工业党”意识是贯穿人类历史的务实意识在现代获得的新形式。它面向永恒的生存挑战，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在当代则表现为民族竞争意识和发展突破意识；它反对廉价的道德与情怀，在当代则表现为反对围绕个人日常不断自我循环泛滥的幸福主义意识；它立足实践，在当代则表现为科技发展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理性，重视把实践“体验”转化为知识而避免旁观式批判。在方法上，把科技思维和工程实践知识内化为一种人文思维方式，把被遮蔽的“基础设施”重新转化为上层建筑视野的一部分，让文化政治重新植入生产和技术实践的土壤中。

“工业党”意识不止是现代史上工业与反工业力量博弈产生的意识形态后果，还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叙事主义和抒情主义历史张力的当代回响。它以当代世界最具力度的“工业化”为宿主，不自觉地融合了专业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诸多意识形态和思维方法。作为中国崛起背景下中间阶层的奋进意识，不只涉及国族和生存意识，同时还是面对社会主义挫折经验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自我调整，从而具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匹配的意识形态特征。

正如汪晖对五四运动的评价——那是一场具有明显政治动机的文化运动。在19世纪传统的权力政治之外，开辟出了一个文化政治空间，暂时悬置国家政治、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等权力政治范畴，让家庭、性别、阶级、语言、文学、劳动等社会问题浮出水面，重新确定了政治的地基，催生出新的政治(55)。“工业党”思潮同样以文化运动面目出现，却反向搁置了左右对立、文化多元等政治议题，重新召回传统的生存挑战、科技竞赛、地缘政治、文明冲突等议题，开拓出一个似旧弥新的文化政治空间。

“工业党”无意识地革新了文化生产方式，但是对于文化政治尚缺乏自觉。在未来必须建立这个自觉，否则如果耽于技术知识本身而不能把自身上升为人文精神和话语权，并落实于实践，也将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潭。

当代“工业党”意识的诞生，就像科幻小说里的机器人或者克隆人寻找自我的故事。懵懂的机器人渐渐从自为状态向自觉状态过渡，具有了自我意识和鲜活的主体性，在照亮世界的同时也需要照亮自我。“工业党”当然也有自身的问题，它诞生于社会与思想的双重危机意识，因此自身也是普遍性世界问题的一种症候，这将是另一个研究议题。本文仅粗浅抛出问题，以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本文注释

(1)〔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77页。

(2)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371页。

(3)参见张明扬：《绅士如何驯服工业党？》，载《财新周刊》，2015年第15期。

(4)童大焕：《中国你慢些走等一等你的灵魂》（2011年7月26日），腾讯评论，http://view.news.qq.com/a/20110726/000049.htm。作者为媒体人，这段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

(5)任冲昊、王巍、周小路、白熊：《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

(6)可参见袁岚峰：《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2015年8月12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YuanLanFeng/2015_08_12_330260_1.shtml。此文不仅得到广泛转发，还引起多位院士注意。

(7)《中国的官办经济》，陈经在2006年间写成并发在西西河网，被网友整理成了PDF文件。2016年由中国发展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对中国经济的十大预测全部应验。

(8)卢南峰、吴靖：《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载《东方学刊》，2018年秋季刊（总第1期），第52页。

(9)可参见严鹏：《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第九章第三节《喧嚣与骚动：马桶盖的奇幻漂流》，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

(10)根据“工业党”小说代表作《临高启明》的读者组织的问卷调查统计，《临高启明》读者中，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占92.13%。目前生活于一线城市的占43.7%，二三线城市的占43.02%。读者中正在上学的比例占36.6%，已经参加工作的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10.57%），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占7.26%），制造业（占6.38%）。家庭年收入在10万以下的占33.35%，10万-100万的占63.57%，100万以上的占3.08%。参见知乎网：“如何看待澳宋第一次人口普查（《临高启明》读者情况调查）的调查结果？”（2017年11月30日）。转引自李强：《“集体智慧”的多重变奏——由〈临高启明〉看网文生产机制与意识形态之关系》，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2期。根据《临高启明》小说自身对于“工业党”主人公们的描述，这是一群各行各业身怀专业技能却不甚得志的年轻人。

(11)《37 岁白领裸辞寻找隐居地 要求有水电能上网》（2013年3月11日），新闻晨报，http://news.youth.cn/sh/201303/ t20130311_2963169.htm。

(12)见马平：《工业是天底下最浪漫的事》（2012年8月9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ma-ping/2012_08_09_90013.shtml。

(13)例如，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即持此观点。〔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14)参见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

(15)参见〔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16)“工业启蒙”概念由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提出，参见严鹏：《富强竞赛——工业文化与国家竞争》，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9页。

(17)〔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8页。

(18)〔美〕马丁·威纳：《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王章辉、吴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8页。

(19)参见施雨岑、刘奕湛：《教育部发布首份〈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2014年11月13日），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4-11/13/content_2778139.htm。

(20)见王洪喆等：《政治经济学·信息不对称·开放源代码——人工智能与后人类时代（下）》，载《读书》，2017年第10期。

(21)郭春林：《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转型年代、青年与中国故事第三单元：“文艺前沿与未来生长点”》，知网会议论文库，http://cpfd.cnki.com.cn/Article/CPFDTOTAL-ZYMS201311001005.htm。

(22)参见李哲：《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3)许宝强：《资本主义不是什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十章第一节，“不需增长的发展——印度的卡华拿邦的发展经验”，第253页。

(24)小疼：《印度行：感觉就像来自星星的醉汉》（2005年1月18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 XiaoTeng/2015_01_18_306634.shtml。

(25)毛克疾：《在印度，做狗比较幸福》（2014年10月21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MaoKeJi/2014_10_21_278157.shtml。

(26)可参见马凯硕：《2050年世界经济可能中国第一印度第二》（2013年11月4日），央广网，http://china.cnr.cn/ygxw/201311/t20131104_514026825.shtml。

(27)参见汪涛：《让印度通告诉您中印对峙背后的惊天秘密》（2017年8月9日），微信“纯科学”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vWI8b9RtfECTp5dBGvAi3g。单篇微信文章点击10万+，点赞数超过5万。

(28) 可参见《一文读懂：真实的中国芯片产业》（2018年5月15日），电子产品世界，http://www.eepw.com.cn/article/201805/379875.htm；lynn0085：《终于有人讲透了芯片是什么（设计—制造—封测）》（2018年4月19日），CDSN博客，https://blog.csdn.net/lynn0085/article/details/80005716。

(29)郭春林：《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转型年代、青年与中国故事第三单元：“文艺前沿与未来生长点”》，知网会议论文库，http://cpfd.cnki.com.cn/Article/CPFDTOTAL-ZYMS201311001005.htm。

(30)参见雷启立：《序言：坚持一种可能》，载许宝强著：《资本主义不是什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

(31)在线俚语词典Urban Dictionary的解释是：白左是个中国表达，这个词特指一些天真的西方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只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而提倡和平与平等。白左只关注诸如移民、少数族裔、LGBT和环境等问题。他们非常迷恋政治正确，他们为了文化的多元性，甚至引进一些较为落后的伊斯兰价值观。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称白左对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无知。参见唐艳飞：《哈哈，中国向西方逆向输出了一次价值观》（2017年5月20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culture/2017_05_20_409300.shtml。

(32)可参见新闻《辽宁省监狱局：罪犯利用噪音作掩护，撬开会见室门窗脱逃》（2018年10月18日）跟帖，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society/2018_10_08_474658.shtml。

(33)〔美〕欧阳莹之：《工程学：无尽的前沿》，李啸虎、吴新忠、闫宏秀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44页。

(34)同上，第145页。

(35)参见〔美〕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

(36)参见《中国千人计划“窃取”美国机密？英媒：嫉妒中国成功》（2018年8月12日），上观新闻，https://www.jfdaily. com/news/detail?id=99711。

(37)〔美〕欧阳莹之：《工程学：无尽的前沿》，李啸虎、吴新忠、闫宏秀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页。

(38)此文在科技圈流传很广，参见 https://news.pedaily.cn/201603/20160316394539.shtml。

(39)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40)参见陆一：《大道至简：高考改革不应使选择高度复杂化》，载《财新》，2018年第3期。

(41)可参见〔美〕欧阳莹之：《工程学：无尽的前沿》，李啸虎、吴新忠、闫宏秀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四章，“处在社会中的工程师”。

(42)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三期（2008年9月），第84页。

(43)参见马平：《工业化时代何谓江南小镇？以苏州为例》（2015年2月1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 MaPing/2015_02_01_308193.shtml。

(44)参见强舸：《当你感慨磕长头的虔诚灵魂时，可曾想过他们身下的公路是谁修的？》（2017年7月11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QiangGe/2017_07_11_417542.shtml。

(45)在豆瓣网的“工业党”词条下可以看到这些评论：https://www.douban.com/note/514584133/。

(46)刘慈欣：《三体·死神永生》，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70页。

(47)陈颀：《文明冲突与文化自觉：〈三体〉的科幻与现实》，载强世功编：《政治与法律评论（第七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四节，“文明冲突的末人叙事”。

(48)参见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9)参见孙涤：《还要维持“经济理性人”迷信，哪怕洪水滔天？》（2013年11月19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SunDi/2013_11_19_186786.shtml。

(50)参见资水东流：《范氏春梦中的地球工业文明：低熵体的困境和下一级技术台阶》（2015年6月8日），百度文库，https:// wenku.baidu.com/view/67b9969e5f0e7cd185253637.html?mark_pay_doc=0&mark_rec_page=1&mark_rec_position=2&clear_ uda_param=1。

(51)观视频工作室：视频《2049年，中国的成功，会给全人类一个发展的新方向》 ，阳光宽频网，https://www.365yg.com/a64462 49574829933070#mid=1572156053646350。

(52)见2018年11月8日刘慈欣在被授予2018年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现场的演讲词：《不管地球达到了怎样的繁荣，那些没有太空航行的未来都是暗淡的》，搜狐科技，http://www.sohu.com/a/274919682_658762。

(53)参见张维为：《中国模式可能是最不坏的模式》（2009年9月23日），凤凰资讯，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hongguojingyan/200909/0923_8129_1361006.shtml。

(54)可参见〔美〕凯文·凯利：《失控》，东西文库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三章第四节“嵌套层级的优点”，第66—67页。

(55)参见汪晖：《什么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政治？——关于“五四”的问答》，载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和中国的“思想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东方学刊》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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